近30年来，大量农民工为生计涌入工作机会更好的大城市。我们需要关注另一种城镇化方式的可能，即在户籍所在的市县范围内实现就业并定居，我们将其称为“基层城镇化”。

　　2019年7-8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组建“基层城镇化”课题组，选择江苏张家港、湖南浏阳两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开展了专题调研，通过梳理两地城镇化的历程与现状，探究两地基层城镇化推进的动力、机制及其结果，以及城乡关系下的基层城镇化的特点与模式。

　　一、张家港基层城镇化的实践

　　张家港拥有苏州最大的强村群体，2018年张家港村均稳定性收入达960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6∶1，是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在经济维度上，产业在乡所造成的“留乡”拉力在张家港地区表现得极为显著。

　　20世纪90以来，张家港乡镇教育同样经历了“文字上移”的趋向，各乡镇中小学学生数锐减，中心镇——杨舍镇的中小学学生数激增，并且高中、初中、小学呈现出显著的梯度集中化，由此可以推论出：随着孩子成长、家庭生命周期的推进，中心镇的教育吸引力会愈发加强。

　　在产业在乡、就业吸纳相对均衡的现实情况下，张家港教育资源的差异性分布更大程度上造就了农民家庭卷入城镇化进程的微观动力学：即在教育驱动下，家庭作为一个行动单位，其理性决策往往更倾向于“居住在城，工作在乡”。一般意义上的逆城市化阶段中，卫星城被称为“卧城”，即居民的工作和文化生活仍在主城，只是晚上在卫星城睡觉休息，而张家港产业布局与教育资源分布之间较大结构偏离度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一种倒置的逆城市化——居民的工作和文化生活仍在原生的村镇社区，城区不过是“教育飞地”。

　　二、浏阳基层城镇化的实践

　　浏阳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46∶1，是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产业结构转型是浏阳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不过浏阳的产业分布特点使得其城镇化出现了内部张力。浏阳全市约有76万农村劳动力，目前已有65万实现了转移就业。从产业分布看，主要有两类产业集聚模式，一类是以工业园区为代表的集中模式，另一类是表现在特色产业上的分散模式，主要是花炮产业和现代农业产业。

　　另外一个张力体现在产业的“留乡拉力”和教育的“向城吸力”。“产业在乡”只是从生计的角度带来了农民和乡村黏合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失衡，以及父母对子女教育的越发重视，城区优质的教育资源开始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吸引着农民进城。当地政府将入学指标和城区房产挂钩，从而使得大量农民为了子女教育而进城购房，将子女安排到城区就读。

　　三、政策建议

　　在中国2800多个县市中，张家港和浏阳无疑属于经济上的发达地区，为农业转移人口打开了就地城镇化的巨大空间，提供了一条迈向“扎根”的城镇化的可能性。

　　（一）巩固在地产业发展优势

　　在张家港、浏阳的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之所以能够避免流于空心化，关键在于产业在村、在镇为农村劳动人口提供了就近就业及就地就业的选择。分散布局的工业企业与特色现代化农业为乡村人口提供了充分的就业空间，牵制住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单向吸纳。要巩固乡村产业发展优势，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政府需要为乡村产业的发展以及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提供良好的政策保障，支持鼓励在地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和资源。在产业基础与政策引导相结合的前提下，乡村将在城镇化进程中焕发更多的活力与潜能，逐步接近城乡协调发展的理想模式。

　　（二）促进教育资源的城乡均衡

　　张家港和浏阳两地的城镇化经验提醒我们，如果仅仅是“产业在乡”，没有“教育在乡”的支持，人口在乡城之间的均衡分布格局仍然不可能长久维持。当前阶段，应在收入、职业发展等各个方面为乡村教师提供更好的条件，切实提高乡村学校的教学水平。“产业在乡”配合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在乡”，将为城乡融合发展，为小城镇发展提供最坚实的基础。

　　（三）保障进城农民的“三权”，不以退出“三权”作为进城落户条件

　　张家港和浏阳两地进城农民的落户意愿低，他们担心落户城镇会影响到在家乡的收益。建议全面放开中小城市和建制镇的落户条件，不将进城落户与退出“三权”作任何形式的挂钩。按照具有合法稳定住所，或者具有合法稳定职业，符合其中一个条件即可落户。同时，在村庄层面探索制定各种明确保障农民“三权”的举措。

　　中国的文化、社会和制度基础，都为中国探索一条“扎根”的城镇化道路提供了可能性。张家港和浏阳两地基层城镇化的实践，值得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