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门槛前农民落户意愿不高 为何不愿农转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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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城镇化背后的多元诉求,破除阻碍城乡二元的制度性因素,构建公平制度环境。农民进不进城,让他们自主选择

  近日有媒体对安徽、四川、湖北等地调查发现,多数试点中小城市全面放开农民进城落户,但在“零门槛”前农民落户意愿不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普遍低于预期。不久前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项调查也显示,中西部约一半农民工不想进城,66.1%的农民工表示到了一定年龄就回乡。

  进城落户,曾经是多少农民的向往,现在他们为何不愿“农转非”?

  有人说,城市户口“含金量”不如以前高了。过去农民变市民,意味着就业、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能享受不一样的待遇。现在情况变了,城里人也未必有“铁饭碗”;政策放开,子女上学不再受户籍限制;新农合、新农保,村里人看病、养老也有了保障。最重要的是,在发展机会上,城市已经不是农村人口向上发展的唯一通道,在农村一样有出彩机会。

  有人说,城市生活成本高、压力大。进了城,菜米油盐都要钱,还要承受高房价,在社保、医疗方面,也难享受真正的市民待遇。而在农村,有一小块地,一年吃喝基本不花钱。随着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大为改善,山清水秀的田园生活,比城里更轻松、更惬意。

  有人说,舍不下农村房子、土地等权益。在农村,承包地、宅基地、粮食直补、退耕还林补贴等,是农村户口独有的,进城落户后,这些权利有可能失去。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是否保留、如何退出、怎么补偿,这些还需要明晰的制度设计。

  农民不愿“农转非”背后,反映出新时期农民利益的多元需求。事实上,城镇化是一个自发过程,农民进不进城,进哪个城市,就应该让农民自主选择。政府要做的是构建一个公平的制度环境,让人人能享受均等公共服务,享受平等发展机会。

  重视城镇化背后的多元诉求,要破除阻碍农村人口落户的制度性因素。首先,要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一步完善城市住房制度,放宽对农民工群体的购房限制,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各类保障房体系之内,真正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成本。其次,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藩篱,不止看“农”与“非农”的名分,更要推进公共服务待遇均等化。再有,要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稳定农民对农村权益的预期,让农民进城不瞻前顾后。

  不少农民不愿“农转非”,大可不必惊慌,因为城镇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不是速度越快越好。城镇化水平应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匹配。如果超出了这个能力,很可能会出现就业不足、贫困人口增多、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如果不顾实际,盲目追求城镇化率,用政府意愿替代农民意愿,就会出现农民“被上楼”“被城镇化”现象,让进城农民面临“回不去农村、融不进城市”的尴尬。

  城镇化没有捷径,“农转非”背后的这些现实难题,是今后城镇化政策必须考虑的问题。既让进城农民真正在城里“扎根”,也让留村农民生活更幸福、更有尊严。这样的城镇化,才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才是可持续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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