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 奋力推动社会保障改革的学者
来源: | 作者:法制网

  

  庆祝改革开放40年之40位人物访谈录

  

  制图/高岳

  

  

  图①2017年10月,郑功成与世界银行社会保护局前局长、养老金改革负责人霍尔茨曼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围绕全球养老金制度改革进行对谈。

  

  图②2018年5月,郑功成(前排左三)参加“第十届东亚社会保障模式研讨会”。均为资料图片  

  □ 《法治周末》记者 代秀辉

  “不好意思,久等了!”

  11月14日下午5点,中国人民大学求是楼。记者见到郑功成时,他刚刚结束一堂讲课归来。

  “改革开放后,国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原有社会保障所依托的经济基础被打破,社会保障改革与之相伴而生。”落座采访开始,郑功成便感慨地说,“40年过去,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渐步入法治轨道,社会保障事业在不断进步。”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操着一口湖南乡音,郑功成思路清晰地向记者讲起改革开放40年来,他与中国社会保障建设的林林总总。

  改革开放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社会保障破而求新,新秩序亟需建立。郑功成投身其中,传道授业三十余载,成为社会保障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当年考大学,我一口气填报了好几所著名大学的考古专业,想做一名与古人神交的学者。”追忆过往,郑功成笑着说,“但我尊敬的一位老师代修改了第一志愿,机缘巧合,我成了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1985年,从武汉大学毕业的郑功成留校任教,担任全国首届保险学专业的班级导师。

  “那时,做社会保障理论研究的人少之又少,可参考的文献更少。一些学习素材也是零零星星从报纸上寻得。主要依靠调查实践,1987年受托主持民政部的救灾保障改革研究,民政部主要领导提供了诸多调研机会。”郑功成说。

  在那些日子里,他先后赴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广泛开展调查实践,深入城市居委会、企业和乡村进行专题调研,并与民政、保险、劳动、人事等部门广泛接触,在深刻了解国情的基础上,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保障工作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1992年春天是中国经济的新起点。这一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同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这一背景下,郑功成意识到,变革中的中国正对社会保障提出新的要求,而传导至学界,则是对社会保障学科亟待建立的需求。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郑功成开始呼吁给予社会保障独立学科地位并使之中国化。其代表成果即是《中国社会保障论》和《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道路》。

  1994年,郑功成在《中国社会保障论》一书的“导论”中写道,“社会保障学科既不能简单地归之于经济学范畴或政治学范畴,亦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社会学范畴,它应该是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部独立的、交叉的、处于应用层次的社会学科”。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因在社会保障领域出色的学术成就,郑功成在1993年破格晋升为武汉大学经济学副教授,1995年5月破格晋升为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成为武汉大学社会保障专业方向两个硕士生导师之一。

  1998年,中国社会保障进入全面深化改革与制度建设时期。这为社会保障学科的建立带来了契机。同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正式将社会保障列为管理学门类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的独立二级学科。

  那一年,郑功成和邓大松、张建明二位教授作为学术带头人,组织申报了全国社会保障博士点,武汉大学成为全国首个获准招收社会保障专业硕士生、博士生的高校。这一年开始,郑功成多次应邀进京,参与国务院社会保障综合改革方案的讨论与研究。

  世纪之交,郑功成离开武汉,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执教。

  此后,郑功成成为当时劳动保障部最年轻的决策咨询委员,对一系列重大改革提供咨询意见。“世纪之交的社会保障改革波澜壮阔,关键是校正了航向,逐渐摆脱效率取向而走向独立建制、公平取向。”郑功成感慨地说。

  2002年,他牵头组织中国人民大学部分教授、副教授申报社会保障博士点,使中国人民大学成为全国第二个设置社会保障专业博士点的高校。

  2007年,郑功成的两份重要政策报告获得国务院总理的重要批示,他成为“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的首席专家。他主持完成的最终成果《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被誉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及其发展描绘的全景式战略蓝图”,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近十年里,他主持多项社会保障改革战略项目和重大科研攻关项目,独立或主持完成的30多项重要政策研究成果获得中央领导同志批示。

  社会保障教学和研究成为郑功成一辈子的事业,他作为社会保障学科主要奠基者之一,在全国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先后于2004年创立了社会保障国际论坛、2005年创办学术集刊《社会保障研究》、2009年创立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2015年创立中国社会保障学会、2017年创办理论期刊《社会保障评论》以及一系列全国性社会保障学术会议平台。

  迄今为止,仅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18年里,他培养的硕士、博士、博士后已达170多人,其中20多位博士或博士后在高校任教,已有5位做了教授、10多位任副教授或副研究员。

  在参与立法过程中,他为改革开放社会保障法制体系建设建言献策,不少建议被采纳

  与立法结缘似乎是郑功成的宿命。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郑功成主持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即是社会保障法研究,1994年在《中国民政》即发表“社会保障立法迫在眉睫”的理论文章,1998年他出席全国人大有关会议时呼吁加快社会保障立法。2003年是郑功成人生的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他连续担任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2003年以前,我只是作为理论研究者为主管部委建言献策。2003年以后,我有更多机会通过提出议案、建议等方式参与到社会保障及相关立法与政策制定的讨论中。”聊到此,郑功成倍感欣慰:“可以说,在这期间,我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尽了一些责任。”

  人生总会有几件努力做过,当再回首倍感成就和自豪的事。印刻在郑功成记忆中的,参与制定社会保险法就是其中之一。

  2007年4月,郑功成向国务院提交报告,系统阐述社会保险立法的必要性及对关键问题的看法;同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法律草案,他向常委会组成人员详细讲解了社会保险立法中的关键问题。

  “在法律审议过程中,涉及基本养老保险是先省级统筹还是全国统筹的问题,当时大家有争议。”虽事过多年,但聊及此事,郑功成语气仍略显沉重,似乎当年的争论依稀就在眼前。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激活,促进了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如果养老保险制度是各个地区相互分割,必然损害劳动者的养老保险权益。所以,只有全国统筹才能维护劳动者的养老保险权益,让这个制度良性地持续地发展下去。”说到此处,郑功成语速加快,“如果先省级统筹,那么实现全国统筹恐怕将变得遥遥无期。”

  “在社会保险法前三次审议草案中,提法仍是‘实现省级统筹,逐渐走向全国统筹’,但我坚持认为省级统筹不是目标甚至也不是必要的过程,必须实现全国统筹。”郑功成说。

  最终,郑功成的建议得到了采纳。

  2010年10月,社会保险法颁布,并于次年7月正式实施。在第六十四条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行全国统筹”替代了表决前“实现省级统筹,逐渐走向全国统筹”的草案内容。

  “我很高兴全国统筹目标写到了法律里,它是一个明确的法定目标。”郑功成的语气逐渐变得轻松,“这既体现它的公平性,又体现了为劳动者流动服务。”

  说到这里,郑功成停顿片刻,接着说道:“社会保险法的颁布,是社会保障改革走向法治化的一个里程碑。这部法律区别于过往社会保障依靠政策性调整的方式,为五大社会保险项目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遗憾的是,这部法律中的许多规制并未得到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目标仍然停留在纸面上,这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得不到解决。”

  2014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全面启动慈善法草案起草工作,由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牵头。在慈善法起草和制定全过程中,在全国人大相关领导支持下,郑功成作为法律草案起草领导小组的成员,牵头成立了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慈善事业立法研究”课题组,来自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15人组成课题组成员,希望通过课题组的研究为慈善法草案的起草提供参考和依据。

  “我们先后召开了18次专题研讨会和多次小型座谈会,邀请学界、慈善界和法律界等专业人士计400多人次参与研讨,围绕慈善法立法框架与各章内容完成了16份专题报告。”郑功成说,“特别是慈善信托、慈善服务这两大内容,在未纳入法律草案框架的条件下,我力主将这两大内容写入草案并要求单独成章。课题组在深入论证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慈善信托、慈善服务立法的专题报告,最终促成两大内容纳入一审草案并单独成章。”

  然而,意外的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二审稿却将“慈善信托”一章撤掉了。

  郑功成不甘心。在审议时,他明确表示不同意见,并向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乔晓阳提交了关于慈善信托在慈善法的合理定位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郑功成从慈善法将慈善信托单独成章的宣示意义、逻辑问题等方面入手,明确提出了慈善信托应在慈善法中单列一章的理由。

  “领导很重视我的意见。乔晓阳主任迅即批转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副主任阚珂等领导同志,要求‘认真研究郑功成同志的意见’。”郑功成说,最终,他的这一意见也被采纳,“至今来看,通过立法,我们疏通了一条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善道路”。

  2016年3月,慈善法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表决通过。

  几乎与此同时,郑功成专门主编出版了慈善法解读与应用的著作,书的封面锐意点评:“我国慈善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部立法。”

  在已经过去的10多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职经历中,郑功成提出的有关社会保障及相关领域立法议案达20多次,而参与审议的法律草案多达近百部次,所发表的意见有许多在法律中得到了体现,这是令他非常欣慰的事情。

  “不过,社会保障立法任务还十分繁重,既有社会救助法、退役军人保障法等多个立法空白亟待填补,现有法律也存在诸多缺陷需要通过修订才能成为良法。”郑功成表情严峻地说。

  改革开放40年,社会保障改革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它是由目标不明、理念不清、自下而上的探索,走向目标明确、理念清晰、自上而下全面建成的过程

  “改革开放40年,社会保障改革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是由目标不明、理念不清、自下而上的探索,走向目标明确、理念清晰、自上而下全面建成的过程。”回顾改革开放社会保障发展的40个年头,郑功成总结。

  郑功成说,中国社会保障改革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也是人类社会保障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改革实践。它解决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生问题,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保障道路。

  “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保障主要通过政策性文件调整,现在我们强调于法有据,给全体人民一个稳定的安全预期。”肯定过往,展望未来,郑功成语气充满自信。

  这份信心更多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所作报告的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保障建设进行了统筹规划,明确提出要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等一系列的规划方案。

  “这是一个新的蓝图。”言语之间,他的语气多了几分铿锵,“它标志着,社会保障改革将从长期的实验性改革状态,走向全面、成熟的发展阶段。而且,今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也已理顺了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

  说到此处,郑功成思考片刻,说:“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改革还在进行中,一些立法空白亟待填补,现行制度安排还存在着诸多缺陷需要优化。我们应该继续推进社会保障立法,同时对现行有关法律进行修订完善,更应将一些层级较低的法规条例上升至法律层面。”

  采访结束,郑功成赠送了记者几本他的书籍。

  在一本10多年前的采访录中,记者发现他这样总结自己在改革开放40年大潮中的经历:

  “尽管迄今仍有一丝不能与古人神交的缺憾,但我确实庆幸自己的人生经历,这就是能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一起成长,同时幸遇中国腾飞的最好时期。真诚地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记者手记

  从中国人民大学求是楼里出来,郑功成的名字一直回荡在记者的脑海中。

  作为知名学者,他沉静,面容和善,语调低沉,思考时习惯微蹙双眉;而作为已连任三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是忙碌的,脚步匆匆,终日奔忙,为国家立法与国计民生建言献策,一喜一忧、一心一念之间皆是百姓利益。

  改革开放40年,奋斗在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路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或许就是一位法律人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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