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白补留带记者参观“军队爸爸”任万生故居。

兴县阳会崖战斗纪念碑

当年的阳会崖战斗就发生在这片山坡上

吕二奴的《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王波供图）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这首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简洁明快，充满力量，总让人联想到当年无数战士在田间地头开荒屯垦的热闹场面。这种场面，同样在晋绥边区上演。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寇改变侵华策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扫荡”和经济封锁。国民党推行反共政策，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费。加上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使抗日根据地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困难局面。党中央向根据地军民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要求全军各部队依据不同环境条件开展生产运动。
    1941年至1942年，晋绥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精神鼓舞下，发动广大战士和群众生产自救，发展农业、手工业等经济建设。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到1945年，晋绥边区人民共缴纳公粮1686.35万公斤，其中吕梁675万公斤；晋绥根据地支援中央的经费一般要占到边区财政的50%-60%，而吕梁几个专区则占到了吕梁各县财政总收入的70%，其中1943年上缴中央的经费甚至占到吕梁各县财政总收入的81%。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吕梁人民“誓把山头变馒头”，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对在根据地疯狂“扫荡”、推行“三光”政策的日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在吕梁大地上，涌现出一批批平凡英雄……

西北农业试验场：让兴县人民吃上西红柿

    为了了解吕梁人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情况，我们来到兴县高家村，正好碰到了在家中写作的白刚老人。老人81岁，是名退休教师，身体健朗、耳聪目明，还学会了用电脑打字上网。我们见面时，他正用电脑把自己数十年来的经历写成文章。说起大生产运动，白刚老人有很多话说。
    1941年，晋绥边区第一个农业科研单位——西北农业试验场应运而生。这个试验场就落户在白刚家的院子里。
    高家村地势开阔，村民的房子多是石头砌的窑洞，白刚家的院子是典型的四合窑院。西北农业试验场占了他家西边的三孔窑洞，分别用作办公室兼宿舍、厨房兼宿舍、库房，还占了南边的一个牛棚。试验场只有六七个人，领导和技术人员三四个，农业工人三四个。他们租种了村里的十来亩水田，开垦了二三十亩荒山地，一边引进适宜本地气候的优良品种进行耕种，一边也试种边区军民生活必需的南方作物。
    在物资匮乏，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的年代，兴县本地种植的棉花品种植株矮、棉桃小、产量偏低，植株最高的只能过膝，棉桃只有核桃大小，一株才结十多个。试验场引进的品种植株都高过腰，棉桃都有鸡蛋大，一株能结二三十个。引进的马牙玉米更让人惊奇，每株能结二三个棒子，每个棒子都有一尺余，玉米粒近两厘米。白刚赞道，一个棒子加点汤或菜，就能给一个人当一顿午饭。
    当时部队战士穿的服装，都是用当地所产的棉花纺成纱，织成土布制作的，把白棉布染成灰蓝色就需要染料。为解决染料短缺问题，试验场试种蓝草，收获后打碎、发酵制成靛蓝，供被服厂染布用。为扩大纺织业，他们又养蚕、缫丝。他们试种的甘蔗生长旺盛，株高可达2.5米，株干粗，收获后再制成赤糖。他们种植的西红柿有红的、有黄的，形状有圆的、扁圆的、鸡蛋形的、马奶子形的，大的像拳头，小的像葡萄，吃起来红的偏酸，黄的偏甜。
    “每到甘蔗、西红柿收获的季节，就是孩子们最欢乐的时节。试验场收回的甘蔗、西红柿一时加工不完，堆在院内，我们小孩子可以随意拿来吃，惹得附近的孩子时常进进出出。”回忆起这一段，白刚老人仿佛回到了快乐的童年时代。他说，就是从那时起，兴县的军民开始种植和食用西红柿。
    每收一种作物，试验场总拿一部分送给中央和晋绥各机关及左邻右舍品尝，其余大部分留作种子在边区推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西北农业试验场对农作物新品种和高产作物的引进、示范和推广，提高了粮食产量，增加了农民收入，对加快边区的经济发展，粉碎敌人的封锁，充实部队的军粮，起了很大的作用。白刚说，他们就是平凡岗位上的大英雄。

“军队爸爸”任万生：守护八路军吃水井的“活井盖”

    八路军曾经在兴县蔚汾镇兴业村开荒种地，开展大生产，村里出了个特等拥军模范任万生。我们驱车从县城向北进了山，蜿蜒曲折地行进了大约10公里，才到了兴业村。村子在一处四面环山的沟里，由于大山阻隔，住的人也不多，村里颇为宁静，宛如桃花源。不过，山外来客搅动了山村的宁静。听到响动，柴犬乱叫起来，村民们从山坡上的篱笆墙探身出来，询问来此何干。我们说明来意，在村民白补留的带领下去探访任万生的故居。
    到了北面的村口，半山腰有两眼荒废几十年的破窑洞，白补留说那就是任万生的家。我们穿过齐腰高的蒿草，爬了上去。右边较大的窑洞门窗塌掉了，里面黑黢黢的。左边的窑洞只有一个窄窄的破门，门上是窗格。尽管房子破损不堪，但仍可推想，即便当年是完好的，任万生的居住条件也是颇为艰苦的。
    白补留今年62岁，他出生那年，任万生已经去世，“军队爸爸”的故事，都是他从父辈口里和书上得知的。
    任万生，1886年生于兴业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2岁起，他就给人家当长工，喂猪放羊挣口饭过日子。在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下，他从地主那里分到了30石粮食。任万生不忘共产党的恩情，如亲人般照顾八路军伤员，日寇扫荡时，不顾自己财物，背伤员进山躲避。战斗打响，任万生带救护队跑到火线抢救伤员。
    1943年，120师特务团7连到兴业村开荒种地，任万生停下自己的农活，帮部队号房子、借农具、安门窗、垒炉灶。开垦荒山，就要刨树根、斩杂草。他跑上山去察看部队新垦的荒地，帮战士掏根拔草，耕种时又手把手地教战士们耕种庄稼。
    夏锄时，7连开拔投入战斗，村里只留下十几个战士守田。苗子已经长得很高了，还没有间苗。草也长满了，但人少地多战士锄不过来。任万生急忙找了村干部，动员群众自带干粮上山帮助部队间苗、锄草，700多垧地全部锄了一遍。他白天给7连锄了地，晚上月亮下才给自家锄。
    战士打仗回来，任万生看到战士既要打仗还要生产，生活艰苦，便把给自己准备的一口棺材卖掉，又从家里添了些钱，买了一头肥猪送给部队。连长说：“你吃糠窝窝，穿破衣裳，我们不能接受你的猪。”他说：“军队生产闹得好，穷人个个都翻身，我任万生穿不上不冷，吃不饱不饿。”他软磨硬泡了两天，连长终于同意收下这头猪。
    村里有一口井，军民共用。为防敌特汉奸往井里投毒，连长提出做个井盖，可村里既没木料又没木匠。任万生主动请缨甘当活井盖，夜夜去守护水井，持续了一个多月。看到7连的伙夫很辛苦，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去厨房生火，烧开三大锅水，然后才叫伙夫起床，再去给部队喂牛。
    在任万生的带动下，兴业村及附近村庄掀起了拥军优属的热潮。他热爱八路军战士的行动，深深地感动了大家，战士们亲切地称他为“军队爸爸”。1944年12月，任万生出席了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被评为特等“拥军模范”。1952年病故，终年66岁。

忠义老兵吕二奴：为连长守墓五十余载

    央视有一则公益广告，讲述的是一位87岁的老兵，数十年里忠诚守护埋在村里的一位因打鬼子牺牲的无名战友。短片里的老人守护英雄的精神感动了千万中国人。而在现实中，在吕梁兴县，就真实地发生了一则老兵守护老连长墓冢50余年的感人故事。
    八路军一面大生产，一面反“扫荡”。1943年10月4日至11日发生在兴县县城南部的甄家庄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对日军进行了围歼战，共歼日军700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了挽回失败的面子，10月16日上午，380余名日伪军由岚县的界河口沿河川向西行进，在兴县的明通沟至阳会崖一带，遭预伏的晋绥军区特务团四个连的伏击。双方激战了40余分钟，毙伤敌150余人，我军伤亡34人，日军再次惨败。此战中，六连连长胡俊源在掩护部队撤退时英勇牺牲。
    我们的故事就从胡俊源说起。兴县吕家庄的吕二奴就在胡俊源的连里当兵，在长期作战的过程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胡俊源牺牲后，吕二奴将连长的遗体抢出战场，徒步走了20多里路，硬是把连长的遗体从阳会崖背回了吕家庄家中。阳会崖到吕家庄的直线距离并不远，但由于两村之间是连绵的大山，去吕家庄要翻越重山，走过曲折反复陡峭不平的山路才能到达。围观的村民看到这个八路军的身体上有数十处刀伤，都是日本人用刺刀刺的。
    吕二奴家里不富裕，就借钱给胡俊源置办了棺材，把连长埋在了自家地里。吕二奴则继续跟随部队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8年，在解放太原时负伤退伍，他的转业介绍信上写着右下肢、右手受伤，属三等残废军人。吕二奴回到村里过上了农民的生活，他没有找政府要抚恤金，直到1972年，全县给老兵换证普查时，才发现他的军人履历，并补办了《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
    吕二奴时时牵挂着胡俊源连长，年年清明都会带着孩子去给连长上坟。由于自己腿脚不便，他一直告诫儿子吕湍则，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胡俊源的家人。1998年前后，吕二奴去世，去世前，他告诉吕湍则：“要去民政局报告一下，咱家地里还埋着当年在阳会崖战斗中牺牲的老连长胡俊源，要把他交给政府。”
    吕湍则在为父亲结算伤残抚恤金时，将吕二奴与胡俊源的事报给了兴县民政局。当时接待吕湍则的是一位副局长，被老兵的精神深深地打动。后来这位副局长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同事王波。

寻访烈士的王波：奔波黄河两岸寻找胡俊源后人

    “1943年10月16日阳会崖战斗上战场前，为了支援八路军打鬼子，兴县老百姓给战士们送去了山药蛋，胡俊源边吃边感慨道：‘好吃不过山药蛋’。可惜，战斗第二天，他就牺牲了，再也吃不到好吃的山药蛋了。”这个故事被当时《抗战日报》的记者记下来写成了报道。
    原兴县民政局副局长王波，是位晋绥史专家，他兼任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主任18年，长期寻访晋绥烈士遗骸。他在整理《抗战日报》时发现了上述报道，被胡俊源英勇无畏的精神感动，他说，一定要到胡俊源的墓冢前，再给他献上一盆山药蛋。
    2015年，王波与吕梁电视台一起寻找胡俊源的老家及其后人。他们先跑到阳会崖考察，又去了吕家庄寻访。吕二奴的儿子吕湍则只听父亲说过，老连长家在陕西绥德县的胡家什么村，具体的名字不清楚。于是，他们来到绥德，挨个排查与“胡家”二字有关和姓胡的村子。王波边寻找，边发写有自己电话的纸条。大概找了有十六七个村子，但仍然没有结果。
    天快黑了，他们从绥德返回兴县。巧合的是，当天晚上就有人给王波打来电话，对方称是胡俊源的本家亲戚。原来，当时王波把纸条留给了一个镇子里的一家汽车修理铺，修理铺的小伙子又将纸条给了当地派出所的所长。这位所长也姓胡，他听长辈们说过胡俊源的事。有了线索，王波深感庆幸。第二天，他就与电视台的人再次奔赴绥德。通过这位所长，弄清了胡俊源的老家就在他们首次寻访时唯一没去的胡家圪崂村。
    在绥德县烈士陵园竖有胡俊源的纪念碑，碑上写着“120师特务连长，牺牲在山西”，可惜没有更详细的信息。不过这基本可以确定碑上说的胡俊源，就是吕二奴的老连长。王波与绥德县民政局对接，最终确认了胡俊源的身份、出生等信息。胡俊源的后人只有一个养子，叫胡凤中。几经波折，王波等人终于在胡家圪崂村见到了胡俊源的后人，他们将吕二奴与胡俊源的故事讲给他听。
    后来，胡凤中到兴县祭奠父亲，他做了一个决定，要先去吕家庄祭奠吕二奴老人，以感谢他守护父亲墓冢数十年的恩情。胡凤中委托兴县民政局，将胡俊源的遗骸迁葬至凤凰岭的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此后每年清明，他都会到陵园的父亲墓前拜祭。
    王波帮胡俊源找到了家乡、亲人，了却了自己也是吕二奴的心愿，胡凤中也找到了自己苦寻数十年的父亲。在这跨世纪的数十年时间里，在跨越黄河的吕梁山与陕北山区之间，上演了一场守护、寻访、回家的荡气回肠的故事，传递出一种信念和责任。